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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专家把脉“会计差错” 为上市公司治理开药方

时间:2019-05-14  访问:

  多方把脉“会计差错”,为上市公司治理开药方

  5月10日晚间,深交所发布公告称,决定5月13日起将对7家上市公司实行退市处理,实属罕见。

  在4月29日披露的2018年年报中,康美药业以“会计差错”的理由,以“差错更正”的形式,直接大笔一挥,就将2017年年报中的299亿元货币资金勾没了,财务造假的痕迹明显。受该信息披露内容的影响,康美药业股价持续暴跌,百亿市值灰飞烟灭,给投资者带来重大损失,也对证券投资者的持股信心形成沉重打击。

  无独有偶,康得新的122亿资金也“不翼而飞”。虽然目前还没“坐实”是否财务造假,但种种迹象表明,财务造假的可能性很大。

  为此,新京报专门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上市公司治理把脉会诊。

  话题1

  上百亿资金不翼而飞,什么原因?

  苏培科:源于监管后置和违规成本过低

  A股市场出现大量欺诈上市和违规行为,主要是监管后置和违规成本过低,导致很多公司“带病”上市。A股在证券监管方面照搬了国外成熟市场的事后监管制度,但这种监管方式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和有效的惩戒手段作为保障。

  美国资本市场采用注册制,一旦公司进入上市注册环节,无论上市与否,都将承担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责任,如果在上市注册环节出现造假、欺诈,会被视为犯罪。但很多A股上市公司在上市前期缺乏相应的监管引导和法律约束,加上违规成本远低于圈钱成本,很多企业宁愿冒险闯关,即使没有闯过IPO这道关,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才导致一些公司在上市前虚增利润、欺诈上市,康得新、康美药业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责任约束也不到位。此外,退市制度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法律依据也很薄弱,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违法后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退市成本太低。

  事前监管结合事后查处,可提升监管的效率。第一,有效治理财务造假,必须要把监管关口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前移,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事前监管配合事后查处来弥补监管不足,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第二,建立和完善以强化中介机构监督为中心的监管体系。如果中介机构说假话、参与造假,就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取消中介机构的中介资格。

  第三,在财报披露方面,应更多强化上市公司CFO(首席财务官)、董秘和审计机构的责任,配以严刑峻法。监事和独董只能做到程序合规,对上市公司的核心信息很难全面知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到底有多大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要从源头保障上市公司质量,必须要在退市机制上较真。就像美国的世通和安然事件,他们的CEO和CFO不但要赔偿巨额罚金,还要追究刑责。中介机构也难辞其咎,要承担集体诉讼的巨额赔偿。

  盘和林:造假症结在于审计缺乏独立性

  康得新造假问题的症结在于会计师事务所缺乏独立性。被审计单位既是审计业务的客户和付费方,其管理层又往往是被审计对象的责任方。现实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出于承接业务或绩效考核等方面的考虑,未必会严格执行审计准则,就算出具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等非标意见也会慎之又慎。

  本应起到揭穿皇帝新衣谎言的发声者,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造假链条中失去独立性,成为失职的主体,自然应该为其失职行为买单。

  审计行业的独立性问题,不仅需要会计师协会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和引导功能,更需要上交所等监管机构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监管力度,以定期抽查和盲评等形式明确中介机构在鉴证过程中的连带责任,通过严厉监管和有力追责制度体系大幅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澄清整个行业的执业环境,督促第三方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披质量严格把关。

  毕舸:500万罚款威慑力仍然不足

  从现有法律对财务造假的处罚规定来看,虽然康美药业涉嫌造假对市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但相关责任方最终受到的处罚恐怕难以与之匹配。就算按照顶格处罚,参与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直接责任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也非常低廉。即使采取对相关责任人市场禁入的方式,受罚责任人仍可以通过委托他人行使企业实控权的方式,确保自身的核心利益。

  在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过程中,负责审计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仍然止于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一旦上市公司出现重大财务造假,其上市公司直接责任人以及中介机构的违法成本过低。

  目前正在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也只是将罚款提高到“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处罚上限虽有不小提升,但对造假者的威慑力仍然不足,距离公众的期望值仍有相当距离。

  对财务造假者不能止步罚款了事,刑责追罚应该跟上。

  对上市公司主要责任人(董事、监事及高管)、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保荐人等参与财务造假的相关利益方,只有采取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并举的处罚,方能形成足够的法律威慑力。近年来,证监会已经开始探索,对于情节严重的上市公司违法现象,通过与司法机关协同,追究其刑事责任。2018年2月,证监会查处雅百特跨境财务造假案时就明确提出:对本案已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有关事实,证监会将移送司法机关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目前关于重大财务造假的刑责并处案例依然偏少。对于上市公司屡次参与财务造假者,不仅要让相关责任人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还要面临锒铛入狱的命运,才能真正形成对法律红线的敬畏之心。

  缪因知:“造假只罚60万”是个误读

  很多观点认为,上市公司造假只需罚款60万元。其实,这种观点很片面、较狭隘。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证监会做出处罚后,法院才会接受股民的起诉,并自动认定虚假陈述与相应期间内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监管部门对造假上市公司罚款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赔偿将是大概率事件。在赔偿金额方面,法院判决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控制人等相关责任人承担数以千万元计的民事赔偿金额的案例并不罕见。情节特别恶劣的信息披露违法者,依法被判坐牢服刑的也不在少数。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康得新这样的上市公司,几乎已被大股东“掏空”了,“要钱没有,要壳有一个”。与其现在讨论如何加大事后责任的事,不如探究事前如何防范“存款逃跑”的问题更重要。

  话题2

  财务造假屡禁不止,如何治理?

  曹中铭:投保基金应发挥更积极作用

  对上市公司花样百出的财务造假行为,需要采取多种举措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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